“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2月22日至23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同时开设三个会场，64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学者、专家，还有民间高人，轮番上阵，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共同追思中华民族一位伟大的先人——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

    从《“范仲淹”问世》、《有关范仲淹身世的几个问题》、《范仲淹与应天书院》、《范仲淹与宋仁宗》、《范仲淹与西夏》、《范仲淹知任西北时的育将之道》，到《范仲淹与其子三人四知庆州》、《范文正只有原配李氏继配张氏两位夫人》，再到《“范公精神”的哲学内涵与核心价值探析》、《范仲淹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变革》、《范仲淹的人文情怀与士人抱负》、《范仲淹执政为民的治政宣言与民主思想》、《范仲淹统筹兼顾的行政智慧》、《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与方略》、《范仲淹的道家道教观》、《范仲淹人生及诗文的境界美》等等，聆听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一个个精彩的演讲，范仲淹仿佛从1000年的历史典籍中穿越而来，愈加立体而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上，同时还举行了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全国理事，其中我市有7位代表当选，分别是张修起、岳爱云、孙纲、赵杰、郭文佳、郭文剑、马学庆。

    1000年前的范仲淹因在商丘应天书院有五年求学和两年教学的经历，所以要研究范仲淹，商丘当然是重要的章节。近年来，在民间、在高校、在新闻界、在史志部门，商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探寻的目光聚焦到范仲淹，商丘的范仲淹研究方兴未艾。也许是厚积薄发，不仅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全国理事中商丘的名额由上届的1名增加到这届的7名，而且在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上，孙纲、郭文佳、马学庆等三位商丘代表分别登台演讲或书面发言，在庄严的北京大学讲堂上发出了范仲淹研究的商丘声音，引起海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

                  郭文佳：范仲淹与应天书院共垂青史

    商丘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郭文佳，是南京大学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炎黄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在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宋史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 他应邀在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演讲，因公务没有出席，提交了题为《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书面发言，由商丘参会代表代为传达。

    郭文佳教授在书面发言中，通过翔实的资料和周密的论证，系统阐述了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寒窗苦读、执教实践和教育理念，总结了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耳目一新。

范仲淹一生清廉自律、勤政爱民，在政治、军事、教育和文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对后人影响深远。郭文佳教授说，我们思考他成才的原因，追根溯源，是与他青年时期在南京（今商丘）应天书院接受的正规教育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应天书院培养和造就了他，也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年间振兴了应天书院。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23岁的范仲淹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仰慕已久的南京应天书院。应天书院此前名为宋州南都学舍，北宋初年著名教育家戚同文曾在这里聚徒授教。公元1009年，宋真宗御赐书院匾额“应天府书院”。胸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范仲淹到应天书院求学后，一方面以苦为乐磨砺自己的意志，“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馈珍膳，皆拒不受。”另一方面专心致志昼夜诵读经书。经过五年刻苦攻读，范仲淹不仅泛通儒家经典，而且磨砺了金石之操，为其入仕后清廉自律和勤政爱民打下深厚的生活根基。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举进士礼部第一名，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正是这五年的寒窗苦读，范仲淹具备了作为大政治家的基本质”。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母亲在南京应天府病逝，范仲淹为守母丧在应天府丁忧退居。当时南京留守晏殊深知范仲淹之才，荐举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怀着对母校无限深情的范仲淹执教虽然仅两年，但他以自己的独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像孙复、石介、张方平这样的优秀人才，也为应天书院的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郭文佳分析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教育实践主要有三点：第一，塑校风学风。范仲淹躬亲示范，倡导尊师重道的校风和严谨治学的学风。第二，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爱护学生。第三，勤严治校。教育实践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导，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教育是国之大计。范仲淹执教时，给朝廷的《上执政书》中批评当时士风巧伪，建议政府重视教育。第二，重视教师的基本素质和思想品德教育。范仲淹要求教师不仅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道德，即才德俱佳。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的总体要求是要做到“从道”，“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第三，经世致用和文武全才。范仲淹主张在教育和科举考试上都应以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为主。第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目标。范仲淹主张学生应学经之大义，强调学以致用；教学方法上主张教学相长，以贤者为师；人才观是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实现内圣外王的统一。

    郭文佳对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五年和执教两年的经历进行梳理分析，对其在这前后七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总结。一、政治上，范仲淹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向朝廷呈《上执政书》，希望改革振国。二、教育上，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培养了一批北宋名臣，如孙复、张方平等。三、学术上，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期间开启了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四、文学上，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进行了一些诗文创作。总而言之，应天书院以其博大、坚毅、豪迈培育了范仲淹的伟世之才和传世之德，他对母校也由衷感激和自豪，“天下庠序视此而兴”，认为应天书院可为天下学校的典范。后来，应天书院被升为国之监，成为全国最高学府，正应了范仲淹的见识。范仲淹与应天书院共垂青史，纵是千年，历久弥新。

孙纲：应天书院师生在北宋边防上功绩卓著

    年逾花甲的孙纲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几十年来，他怀着仰慕的心情，致力于范仲淹在商丘的研究，先后自费下邓州，去洛阳，奔濮阳，与范仲淹研究者交流探讨研究体会，追寻范仲淹的足迹。1998年5月，他应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范仲淹思想文化研究会筹委会成立大会，成为其后正式成立的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第一届全国理事，并相继参加了前三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这次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换届，孙纲再次当选全国理事，而且应邀在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上演讲。

站在北大的讲台上，面对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堪称范仲淹研究“民间资深专家”的孙纲显然有备而来。他以《北宋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为题，用略带商丘口音的普通话，将大段大段的典籍资料和1000年前应天书院众多学生的名字和镇守边防的事迹，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在赵匡胤统一五代之乱建立北宋后，采取“兴文抑武”的大政方针，此后多代赵宋皇权边备比较松弛。北宋时期，虽有文盛的卓越成就，但也出现了宋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和宋徽宗时期的“靖康之耻”，因此北宋也被列为积贫积弱的文治王朝。千百年来，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是人们印象中的北宋边防英雄群体，然而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差异很大。翻阅宋史和有关资料，却可以看到应天书院师生在北宋边防武备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尤其以范仲淹最为突出。

    孙纲说，应天书院由于戚同文“天下同文”和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导向，英才辈出，不但有“七榜五十六”和“一榜双魁”的突出考绩，而且受到真宗皇帝的褒奖和御赐匾额。北宋时期的状元和朝廷重臣有很多是应天书院的学生，如宋太祖时期的状元张去华、郭贽、刘蒙叟，宋太宗年间的状元柴成务，宋真宗年间的状元张师德，宋仁宗年间的状元王尧臣，宋英宗年间的状元许安世等；从高官层面看，如宋太宗年间的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知枢密院事李怀清、王怀隐，以及兵部侍郎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朝廷重臣，都是应天书院的早期门生，更有范仲淹、富弼、王尧臣、张方平等多位师从应天书院出将为相的著名政治家，在北宋边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与他的四个儿子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还有他的大舅哥李紘、李纬，连襟郑戬等，都是镇守庆州、守卫西疆的重臣。他们有的为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立有殊功，有的为边备积极上谏献策被皇帝采纳。

    范仲淹早在应天书院执教时，心忧天下，冒哀上书，向朝廷写的《上执政书》中就对边防武备有着清醒的洞察，“今兵久不用，未必有福，在开元之盛，有函谷之败，可龟鉴矣……”范仲淹不仅看到了问题，而且提出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后来，范仲淹奉命率军出师西夏守边，他改革军制，严明军纪，大练将士，筑城防御，使延安固如金汤。在庆州前线，范仲淹以大局为重，不记恩怨，兵不血刃，以防为攻，做好前线少数民族工作，平息了几十年的西疆战事。

    孙纲在演讲中充满感情地列举了应天书院师生为北宋边关的历史功绩，千年前的刀光剑影、智慧较量像是发生在昨天的故事。最后，他总结说，应天书院师生，以范仲淹为代表，个个表现出以国家利益、民族团结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以有征无战、兵不血刃的兵家最高境界为宗旨，为北宋练就了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团队。他们改变了“将不识春秋，匹夫之勇也”的传统武将弊病，在边防武备上树立了“兵不三给，弩弓营田”的兵法良策，这在“积贫积弱、没有武举”的北宋是难得的教育成果。

                 马学庆：商丘是范仲淹真正意义上的家

    现年37岁的宁陵县史志办副主任马学庆，是我市地域历史文化与范仲淹研究的后起之秀，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颇丰，著有多部论著，100多篇论文先后在国家省市刊物、媒体发表。

    自2002年研究范仲淹与宁陵的情缘开始，马学庆通过查阅县志史料、年谱碑碣等，及深入采访在宁陵的范仲淹同母异父朱氏兄弟后裔，提出了“范仲淹家在宁陵”的论断，并在第三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上宣讲，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该课题填补了范仲淹研究的一项空白”。此后，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会长杨德堂便莅临宁陵，考察范仲淹居宁遗存朱家井、范庄遗址等，提出了在宁陵重新修复“全国唯一一处范仲淹故居”的意见和建议。

    这次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马学庆登上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以《范仲淹在商丘的人生轨迹及影响探考》为题，再次为范仲淹在商丘的研究发声。

    马学庆以丰富的史料考证范仲淹在商丘的人生轨迹，梳理出这样的结论：江苏苏州是范仲淹祖籍，为其父亲之家；山东邹平是母亲谢氏改嫁之地，为其母亲之家；河南商丘是范仲淹成才立业、娶妻生子、兴教留居之地，是真正意义上属于范仲淹自己的“家”。 范仲淹在宁陵的这个家，是他一生唯一的家。因此，商丘是范仲淹的第三故乡。

    他在宣讲中说，读书应天、出仕为官、婚缘商丘、家计宁陵、永城置田、守丧应天、执教南都、冒哀上书、升迁京都、后世留居——范仲淹与商丘结下的不解之缘，与其不幸的身世及当时商丘繁盛的教育密切相关。范仲淹两岁时，父亲范墉病逝，母孤苦无依改嫁山东邹平朱文翰，遂改名朱说。范仲淹在山东澧泉寺读书三年的最后日子里，由于继父朱文翰病逝，且又闻自己身世，所以才“感愤自立，决欲自立门户，佩剑经趋南都”，长途跋涉到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应天书院求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离开了山东，开始了在应天书院五年的苦读岁月。后来，范仲淹出仕离开商丘异地为官，但家留在商丘。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后，在应天书院好友、太宗年间宰相李昌龄的侄子李纮的介绍下，完成了人生又一大事——婚姻，迎娶应天府楚丘人太子中舍李昌言的长女、李纮的堂妹李氏为妻。之后，范仲淹在李氏家族的资助下，加之自己的俸禄，在宁陵、永城购置了庄田。功成名就，有了居家所在，作为孝子的范仲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离开长山时对母亲所说的“登第来迎亲”， 于是，把母亲接到宁陵庄田赡养，一并把同母异父朱氏两兄弟接来管理庄田。自此，范仲淹有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家”，尽享天伦之情，实现了他“自立门户”的夙愿。史籍上多处记载范仲淹“家计于宁陵”，范仲淹的书信中自己也言及“宁陵家计”。仁宗天圣四年（1026），谢氏病故。因母改嫁无法入苏州范氏祖坟，母归葬山东朱氏坟茔，此时范仲淹已复范姓，他亦无法接受。于是他含泪将母亲安葬在宁陵庄田内（后迁葬伊川）。不久，应南京（今商丘）留守官晏殊之邀，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守孝三年，范仲淹便在宁陵和应天书院之间走动、居住、讲学，妻李氏携长子纯佑居宁陵家宅。范仲淹在应天为母守丧期间，写下著名的《上执政书》，并于天圣五年（1027）冒哀越礼，上书宰相，倡言改革。范仲淹为母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荣升秘阁校理，在以后的仕途中历经坎坷，主持了“庆历新政”，并因直言上谏参宰相吕夷简三次被贬，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等。范仲淹宗亲至今仍居商丘，虞城县利民镇有“范仲淹祠堂”和明代从苏州返迁来的范氏宗亲……

    在当今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坛上，聆听三个商丘人从不同角度讲述1000年前北宋时期最高学府——应天书院和范仲淹的故事，纵是千年，依稀如昨，那种心灵的震撼无以言表。商丘影响范仲淹的，是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文化氛围，而范仲淹影响商丘的，则是一种精神的感召力。千年历史走过，范公伟岸的灵魂犹在，在关注着这一方水土的百姓，在守望着魂牵梦萦的家园。熔铸崇高，宠辱不惊，厚重商丘给予了范仲淹无尽的思想底蕴与精神力量；名人丰碑，文化名片，忧乐范仲淹也必将成为商丘永恒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