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的腐败危害极大，关系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任何时候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心的官员，都不会漠然视之。宋朝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自然也不会例外，必然会在反腐败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反腐败是廉政建设的现实需要
然而，我们在他的《文集》中，查到他使用“腐败”一词的频率极低，只有一次。即“两河积谷郡邑，率如京坁，议者谓所积太广，必将腐败。”⑴卷11是指谷物的腐烂败坏，不是政府的腐败。难道宋朝政府不腐败吗？当然不是。
因为汉语中的“腐败”，原先的意思，从《史记》“腐败不可食”，到《大清一统志》“旧桥腐败，里人撤其木以石甃之。”皆指粮食、器物的腐烂败坏。范仲淹生活的宋代，自然也不例外。直到清末民初，人们才将政府机制、社会风气的不良现象也斥为腐败。例如《樊山续集》“横议者动骂朝官腐败。”《太炎文录》“立宪以来岁才二十，而议员贪叨，丑声外播，腐败已萌于内。”《清史纪事本末》“帝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世态无不洞悉，见当日政治腐败达于极点，慨然思有以整饬之。”可见一般。
由于时代不同，人们的习惯用语就有所不同。因此，范仲淹笔下虽然没有直接指斥宋朝政府“腐败”，并不说明宋朝政府不腐败。范公《文集》中提到当时吏治腐败的言论甚多，我们把它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三冗”严重，财政困难：范公在《与省主叶内翰书》中说：“八九十年间，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増兵颇广，吏员加冗，府库之灾，土木之蠧，夷狄之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货之政，霸王之略，变通之术不得行于君子，而常昵于群吏，则天下之计宜其难矣。”⑴卷9大意是说：宋朝建国已经八九十年，度过了它的全盛期，现在政府的冗费太多、冗兵太多、冗官太多。加之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辽夏岁币日增，真是难于应付。以致想要施行的经济措施、王霸之略、变通之术都不能开展，碍于“群吏”的掣肘，实在是寸步难行啊！可见“三冗”现象及其造成的影响，已经很大很坏了，不容忽视。
第二，特权太多，影响极坏：三冗中的冗官，既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又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值得特别注意。冗官为什么很多？危害为什么特大？范公明确指出这是制度上存在问题。宋朝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的政策，官员的选拔、任用、升迁等等都向当权官僚们倾斜，什么恩荫法、磨勘法不一而足。做官凭“选举”，实际不严，漏洞很多。一人得官，不仅本人终身受惠，而且荫及子孙。升官不论好坏，只看年资。“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故知县两任例升同判，同判两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时饰身修名，邀其清举。居上之后志满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贤愚同等，清浊一致。”⑴卷8而且为了保持稳定，“朝廷以黜陟郡长为难。”⑴卷8冗官自然越来越多，怎能不腐败呢！。
第三，素质不高，官风不正：不作为是政权腐败的另一表现：范公在《上执政书》中又说：“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墯不禁，播艺不増，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⑴卷8只会做官当老爷，不给老百姓办好事的情况，非常普遍。
第四，贪图富贵、忙于搞钱：范公说：“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几，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克，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餐，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⑴卷8大意是说地方官员们很少尽职尽责，送往迎来、吃喝玩乐，心思没有用到正道上，那能为老百姓办好事呢！只要案件稍少就夸口“政成”，明明是“教令不行”却自诩为“坐镇”。把“移风易俗”作为“虚语”，他们怠慢贤德趋炎附势，素质高尚者没有关系得不到推荐，贪赃枉法者若有后台就能不被检举。他们纵容胥吏胡作非为，把社会风气搞的乌烟瘴气。国家的法令虽然颁布已久，但无人举按，不能禁非。当官的只吃饭不干事，老百姓没饭吃靠野菜充饥。这种“苟且之弊”已经成为“风气”，若不及时进行整顿，“王道之兴”就没有指望了。
第五，墨守成规，不思改革：当时官场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危害极大，后果十分严重，可是当权者仍然因循守旧，抱着祖宗之法不变，苟且偷安过日子。例如，官吏的选拔，就长期按陈规陋习搞，“比年以来不知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因而地方官吏腐败透顶，“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⑴卷8政务不行的情况十分普遍。个别十分腐败官员劣迹昭著，民愤极大，难以掩盖，朝廷发现后也加以惩处，但毕竟只是少数，“近年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皆贯盈之夫，久为民患。如此之类至终不败者，岂止数人而已乎。”⑴卷8大多数仍然逍遥法外，民众很不满意。这种不思改作，不加整顿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大，民心不稳，后果就会更为严重，就会出现社会不安。“民既无所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収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⑴补卷1
如此严重的吏治腐败，当然不容忽视。特别是范公，与一般官员不同，素怀忧国忧民之心，对腐败现象痛心疾首，绝不会漠然视之。他对治理国家怀有强烈责任心，认为自己既然“粗闻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贻于无穷，莫不感激而兴”，⑴卷8就应该“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⑴卷8就要执着地想方设法促其实现。
于是，他从入仕当官的那一天起，就一方面尽职尽责、清廉自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腐倡廉，作出显著成绩，赢得了各方面的好评。同时，又不断向朝廷上疏，揭示吏治腐败的实况，请予整顿。从范公《文集》中可以找到不少，主要有：乾兴元年（1022）《上张右丞书》，天圣三年（1025）《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0）《上资政晏侍郎书》，天圣八年（1030）《上时相议制举书》等等。这些反映吏治腐败情况，请求务必抓紧时机，及时予以整顿改革，以免导致民众不满、社会不安和政权不稳的意见，终于引起朝廷的重视。
二、反腐败的方案切中时弊
庆历三年（1043），执政二十多年的老宰相吕夷简身体有病，言官指责他“谋身忘公，但为私计”，以致“奸邪不败，习以成风”。仁宗皇帝也想有所变革，便接连三次改组内阁，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宰相（章得象、晏殊）、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这次内阁大换班的特点是启用新人，仁宗对范、韩、富等人格外器重，杜衍初登宰执对新人也抱有好感。章、晏虽是老一辈政治家，思想上与吕夷简共识更多，但这时在朝堂议事，经常听到的是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的意见，自己也就不便多说了。于是，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得到仁宗皇帝的首肯，后又概括成《再进前所陈十事》，⑵卷上形成了一个相当全面的反腐倡廉的改革方案。让我们先将《十事》的原文摘要如下：
一曰明黜陟：将以约滥进，责实效，使天下政事无不举也。
二曰抑侥幸：将以革滥赏，省冗官也。
三曰精贡举：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
四曰择官长：将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也。
五曰均公田：既使丰足，以责廉节，百姓受赐也。
六曰厚农桑：将以救水旱，丰稼穑，强国力也。
七曰修武备：为四方无事，以宁邦国也。
八曰减徭役：庶宽民力也。
九曰覃恩信：放先朝欠负，以感天下之心也。
十曰重命令：为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
不难看出《十事》的范围很广，它涉及到三个方面。六、八两条属于经济方面，为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目的在于富国。第七条属于军事方面，为加强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目的在于强兵。其他各条都属于政治方面，为整顿吏治，反腐倡廉，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限制特权，加强政府机构的管理，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强化国家机构。总的看来，范公新政《十事》的重点，确实是在于“反腐败”，是一个相当全面的廉政建设方案。
范公反腐败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对症下药，针对性极强。
一是针对官僚制度方面的腐败：例如，所谓“精贡举”，就是针对当时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中，学非所用，考场舞弊，选举不公等现象，要求考生德行无亏，学识切用，堵塞考试漏洞，循名责实，选出真正的人才。所谓“抑侥幸”，就是针对官僚子弟享受恩荫、任子特权，从职务、地区和时间方面加以限制，避免冗滥。所谓“择官长”，就是针对荐官用人方面，任人唯亲，不负责任的现象，提出长官负责、层层推荐，追究责任的措施。所谓“均公田”，就是针对官员俸禄之外的待遇不均，例如“职田”的分配就很不公平，致使一些人以不能“自养”为借口，作出违法乱纪贪污的事情，因此应该采取措施，“请均其入”，“然后可以责廉洁，而不法者可以诛废矣。”所谓“明黜陟”，就是针对“磨勘法”论资排辈升官的弊病，实行注重实效的考绩法。派按察使到各地视察，发现不能尽职尽责、违法乱纪者，进行严厉惩处。
二是针对政府机制方面的腐败:所谓“覃恩信”，就是针对朝廷减免百姓负担的《恩诏》，每每被地方政府官员扣压，未能落实“惠及于民”，老百姓对朝廷不信任。因此必须派员分赴各地检查，考其实际落实施行，有不遵照旨令执行者，严加惩处。所谓“重命令”，就是针对当时政府的法令经常改动，“轻于下令，轻于追改”，以致百官玩忽功令，百姓缺乏信任。今后出令前，必须由宰执和有关部门“仔细参详，精心考核”，时机可行，方得“颁诏”，不再轻易更改。以便认真贯彻执行，提高行政效率。
范公改革弊政的方案针对性极强，完全是根据病体实际情况开出的药方，可谓“切中要害”，应该是必要而可行的。但是
三、反腐败的进程遭遇严重阻力
范公为政，是有抱负、有见解、有计划、有步骤，更有切实执行的胆略。他对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因而锐意改革，由于得到仁宗的信任与支持，朝野上下大多寄予厚望。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记载：“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⑶卷143具体时间，第一条明黜陟，在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壬戌。第二条抑侥幸，在十一月癸未试馆职，丁亥减任子。第三条精贡举，在明年三月乙亥施行。第四条择官长，在十月丙午。第五条均公田，在十一月壬戌。第六条厚农桑，在十一月七日。第八条减徭役，在明年五月己丑。第九条覃恩信，在五月辛巳后。第十条重命令，在明年五月十二日。⑶卷143可见范公反腐败的“新政”，除个别例外大都陆续施行。
范公的新政，既然目的在于反腐败，就必然要对旧政进行必要的整顿和改革，必然要触犯原来某些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使他们感到很不愉快。例如，磨勘法和恩荫法已经施行了七八十年，靠此两法起家的达官贵人和功臣之家，人数很多，分布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要津，官官相卫，形成势力极大的阀阅，现在要限制他们的特权，自然会千方百计加以阻扰。又如，新法进士考试改变以“诗赋定高下”的老办法，为“先考策论定去留”，使习惯老办法的人借口“诗赋以声病杂犯，易为去留，若专取策论，必难升黜”，“所以自祖宗以来，未能猝更其制。”⑶卷164又如，新法规定官员的升迁，必须要一凭其业绩，二有清望官的保任，绝了“贤愚混淆，廉贪无别”，“论资排辈，坐登升官”的老路，使某些人借口“适长奔竞，非所以养士廉耻也，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⑶卷154总之，选举之法严，幸进之途塞，旧时的特权受到了限制，他们哪能轻易放弃，自然会寻找种种借口，直到抬出祖宗旧法进行阻扰，是不奇怪的。
范公新法之所以遭遇阻力，还可以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其出发点固然是正确的，是忧国忧民，是反对腐败，是整顿吏治，是反腐倡廉，一切很好。但从可行性方面看来，思考得可能就少了一些，至少对形成腐败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摸得不透，对反对派的实力估计不足。从而其改革方案就可能带有更多的“理想”色彩，理想不能说不好，但执行起来确实会遭遇困难。何况，范公的方案也许确实还存在某些考虑不周的地方呢！例如，其“修武备”一项，看到宋代募兵制某些腐败现象，便欲恢复唐代的府兵制，就显然有些脱离实际，不可能行得通。又如，为了“精贡举”，重德行，竟然建议取消行之有效的糊名制，就可能增加负面影响。又如，施行中如若操之过急，也可能树敌过多，增加了自己的麻烦。等等。总之，理想的色彩越浓，要求过高，执行过急，使天下官吏人人自危，阻力就会越大，就越难实现。这个中的缘由，是不难理解的。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史书便出现了这样的记载：范公反腐败“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於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⑶卷150于是，朝廷领导班子对新政的态度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与范公关系密切的宰相晏殊被排挤出知颍州，真心协助范公的只有次相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富弼，至于宰相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思想本来就与吕夷简靠得近，这时更遇事暗中阻扰，俟机发难。
对新政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领导班子再不同心协力，坚持整顿改革的路线，问题可能就会更大。欧阳修及时上了《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扎子》：“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陛下旣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事无不济。中外大臣且忧国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难。”如果真能如此，反腐倡廉的整顿还是很有希望的。“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絶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数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⑷卷101遗憾地是欧阳修无力回天，他所担心的事还是出现了，反对派不断制造种种谣言和事端，主要有：
宗亮贪污：滕宗亮是范仲淹的好友，同年进士，同在西北边防效力。反对派见范公回朝主持新政反腐败，于是利用滕宗亮鸡毛蒜皮的小事，说他“滥用公使钱”就是贪污，数量巨大达十六万之多，影响很坏，必须严惩。其实，公使錢是宋朝政府给各路、州、軍及刺史以上官员，用为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的费用，相当于后来的招待费。使用管理规定不严，可以“私以自奉”，做买卖赚钱，“以供享劳宾客军师之用”，都是可以的。监察御史梁坚对他弹劾显然别有用心，范仲淹多次上书，力辩宗亮清白，说“梁坚弹奏滕使过钱十六万贯，有数万不明。及置狱研穷，才用三千余贯，复有所归，无分毫入已。是未见贪吏之状也。”⑴卷5御史中丞王拱辰则坚持必须惩办，并以辞职相威胁，仁宗只好降滕宗亮知岳州了事。
按察苛虐：派转运使按察州县官吏，是范公整顿吏治的重要措施，也遭到反对派的攻击。监察御史刘湜言：“转运使掎摭州县，苛束官吏。”刚被王拱辰推荐为监察御史里行的包拯，于庆历四年（1004）七、八月，连上两疏《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⑸P25,P27说：“臣窃见诸道转运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体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继，颇伤烦碎，遂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欧阳修认为他们并无多少事实根据，在《论台官上言按察使状》说：“臣欲乞圣慈令两府召台官上言者至中书，问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挟私怒，苟有迹状，乞下所司辨明，若实无人，乃是妄说。”⑷卷107究竟有无其人呢？正史似无记载，只《东轩笔録》卷十三记载说：“庆历中，沈邈、薛坤为京东转运使，欲尽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侦伺一路，而四人怙权，颇致搔扰，时谓之山东四伥。王绰、杨纨、王鼎皆为转运按察，尤苛暴虐，时谓之江东三虎。”这是往改革派官员的脸上抹黑，说他们如狼似虎，“仁宗知其事，下诏戒勑”，把他们罢官，反对派的目的达到了。后来包拯又上疏请求起用薛绅、王绰、杨紘、王鼎等人，⑸P67事实证明这些人并无大错，反对派当时的用心和手法，便昭然若揭了。
保州兵变：庆历四年八月五日，保州云翼军都监韦贵借口保州通判石待举“减削军粮”，激怒士兵，据城作乱。但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4的记载“天章阁待制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州抗衡，多龃龉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骄悍，粮赐优厚，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申转运使罢之。士卒怨怒，遂作乱。”⑹卷4可见，石待举针对中贵人属下巡检兵过去虚报冒领的费用，进行改革，完全是合理的，而且经过转运使的批准，没有任何错误。兵变的性质，应该是“骄兵作乱”。消息传来，朝廷大惊，改革派一致认为要认真处理，严肃对待，立即派富弼、田况、欧阳修等大臣调集大兵前往处置。保守派却别有用心地歪曲真相、制造谣言，偏袒叛乱分子，攻击改革派。叛军首领韦贵原本是外戚刘从德的家奴，现在是中贵人沿边都巡检杨怀敏的部下，杨怀敏给仁宗打小报告，说城中叛军扬言“得张昷之头，我当降”，仁宗信以为真，当即派中使奉剑前往军中，要斩张昷之的头。幸好此事被在前线的富弼知道了，当即辨明叛军并无此语，方免错杀无辜。围城近一月，到九月三日，叛军接受了招安。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庆历新政和保州兵变》，认为这次兵变是“一场由少数派挑起的，旨在反对新政改革措施的、煽动部分骄兵作乱的闹事行动”，⑺范公反贪污的改革，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打击。这里不再多说。
废立谣言：石介曾向富弼建议，“行伊周之事”，要像伊尹、周公辅助成王那样，作留名青史的名臣。保守派夏竦怨恨石介申斥过自己，便欲利用此事倾倒富弼，遂使女奴模仿石介的笔迹，改“伊、周”为“伊、霍”，要富弼行西汉权臣霍光废立皇帝的故事，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诏草》，故意“飞语上闻”。这种毫无根据，没有可信价值的谣言，仁宗虽然不信，但谣言满天飞，也是可能杀人的。于是，“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於朝”，⑶卷150不能不小心谨慎了。
奏邸之狱：进奏院，是管理朝廷文书收发的。担任“监进奏院”的苏舜钦是范仲淹推荐的，又是宰相杜衍的女婿，同属改革派。适逢“赛神会”，苏舜钦按惯例将院中积存的折封废纸卖钱，设宴招待宾客，有个保守派未能与会，引起不满。御史中丞王拱辰便指使属下弹劾，说他们贪污公款，大吃大喝，邀妓女陪酒，口出狂言，不敬周孔。仁宗闻知大怒，连夜派宦官拘捕参加宴会的人士，交开封府劾治，受处分的达十二人之多。王拱辰得意忘形地说：“这下给我一网打尽了。”⑶卷410
朋党之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政治生活中出现朋党是不奇怪的。问题是朋党中的人，其政治信念何在？其道德人品如何？人们固然可以用忠奸、正邪、君子小人来划分，但又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人们的表象行为复杂多变，一时间哪能划分得准确清楚呢？正如人们常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莾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何况，奸邪小人之党，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败坏吏治，危害国家利益，固然有所不容。而忠正君子之党，只顾行为端正，民望大增，对封建皇权也未尝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莫不以朋党为戒。即或你是正人君子，也无须斥责对方是奸邪小人，让时间和事实来证明好了。可是，范公的改革派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早在景佑三年（1036）范公上《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被诬为“朋党”贬知饶州，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斥责告密的高若讷。似乎出了气，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范公新政刚开始，石介又作《庆历圣德诗》云：“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又曰：“神武不杀，其黙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范拊股谓韩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⑻卷上后来，欧阳修又上《朋党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⑷卷17凡此，皆可能引起反对派的忌恨，找到可资攻击的借口。果然，右正言钱明逸就根据章得象的意图，奏言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⑶卷154又通过内侍蓝元震向仁宗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⑶卷148如此之类的话，仁宗听的多了，不能不有所怀疑。
仁宗遂于四年十一月下诏：“朕闻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可是现在“承平之弊，浇兢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以致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⑶卷153对朋党表示极大不满。范公反腐败的吏治整顿，遂陷入了难以继续的危机。
四、高风亮节，名垂青史
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依靠皇权的支持，一旦有所变化，其前途是难以肯定的。范仲淹反腐败的吏治整顿，遭遇反对派的严重阻扰，既然仁宗皇帝的意志也出现了怀疑和动摇，那又何必贪图官位，恋栈不休呢！
1，急流勇退，退而不休
范公是一个为国为民的有志之士，希望在反对腐败，整顿吏治方面做点有益的事情，决不会贪图禄位。明智之士，高风亮节，可行则行，不可则止。他看出仁宗的态度既然那样，便上书表白“臣自知孑孑惴惴，非将相之才，岂了大事，但国家急难之际，边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虽知屡困，日勉一日，俟将帅得人，臣即引退丘园咏歌太平，虽多难之夫，有全归之乐，此臣之所期也。”⑴卷16后又《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⑵卷下皆不允。“适有边奏，仲淹固请”，乃于庆历四年（1044）六月带着“参知政事”的头衔，去宣抚陕西、河东。
范公离朝后，退而不休，河东之行走遍了与辽、夏交界的许多州县，在麟州（陕西神木北）招集流亡，放宽政策，废除专卖。在代州（山西代县）招集“蕃汉归者数千户，减戍兵万人”⑶卷152。在汾州（山西汾阳），妥善处理了老百姓的冤案。在并州（山西太原）对老友郑戩募民垦辟，计口授田，增筑城堡，巩固边防的作法颇为赞赏。秋去冬来，范公知道他离朝后，政治局势又发生了不小变化，以反贪污为中心的吏治整顿，已经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便请求罢除他参知政事的职位，专任陕西一郡。报告上去了两个月，才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批准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一年后，调知邓州。后来，又知杭州、知青州。这时，范公虽已年迈，身体多病，但每到一地仍秉承其忧国忧民之心，造福一方，作了许多好事。最后，在皇佑四年（1052）死于去知颍州（安徽阜阳）的路上（徐州），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五敢精神，垂范后世
范公的庆历新政，是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吏治整顿，虽然由于众多原因被迫中止，但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他与一般传统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理念不同，他抱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入世”，不管在朝在野，或进或退，都要有益于天下。因此人们称赞他“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⒀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我认为是他具有别人难以做到的五敢精神：
一、敢于谏诤帝王：范公素以“敢言”著称，其精神是“理或當言，死无所避”，⑴卷15具有“宁呜而死，不黙而生”⑴卷1的决心。因此“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⑴卷16例如，仁宗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他便上书朝廷，“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⑴补卷2直陈其弊端和危害，引起仁宗的重视和警醒，立即停止了修建。又如，江淮京东地区遭灾，他请及时派员赈济，未得答复，就愤然质问：“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郡艰食，安可置而不恤？”⑶卷112甚至皇帝母子、后妃之间有损国家利益的私事，他也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曾因忤章献太后之旨，贬河中。后又率谏官伏阁争废郭后，忤帝意，贬睦州。范公虽因此贬官，但他并不后悔，人们也认为他作的对，是“极光”、“更光”的事。⑼卷上
二、敢于表达民情：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喜欢“盛世”，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即或怨声载道、哀鸿遍野，也要描绘成一片歌舞升平的大好景象。否则就是“无能”、就是“危言耸听”，就是给皇帝脸上“抹黑”。说真话，是有危险的。范公不然，秉其忧国忧民之心，无所畏惧，经常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向上级反映。在作“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小官时，就把他所了解到的“穷荒絶岛人不堪其忧”的情况，向上级反映。⑴卷8在作大理寺丞时，又希望“皇帝推不忍之心，常戒百官勿為苛酷”。⑴卷7丁母忧居家，仍以“民忧”为重，“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⑴卷8在《上资政书》中说：“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百司之纲有所未振，赏罚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应该注意，进行改革。⑴卷8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反映当时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方面的问题很多，“文章以薄，则为君子之忧。风俗其坏，则为来者之资。”请求务必抓紧时机，予以改革。⑴卷9
三、敢于指斥权贵：封建社会的朝政腐败，往往是权贵们长期霸占职位，作威作福的结果。人们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讨好尚恐不及，指斥也就不多了。范公与一般人不同，他疾恶如仇，富弼称赞他“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⑽例如，宰相吕夷简是执政二十多年的权臣，范公见他利用手中权力，徇私舞弊，拉帮结派，政要“多出其门”，便上《百官图》揭露他用人的老底，说这样的人岂能完全信任。吕夷简不高兴，遂对皇帝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继续揭露说：“臣恐今日出现西汉张禹那样坏陛下家法的人”。夷简便声称：“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仲淹毫不畏惧，继续申辩，被落职罢官知饶州。⑾卷5有一次，范公发现一个“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内侍就是宦官，是在皇帝身边服务的，谁也不敢惹的贵人。但范公不怕，抗疏列其罪。疏上之后，便将家中所藏可能被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图书，全都焚毁。并告戒其子说：“我上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旣死，汝軰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⑿卷1他知道与权贵们作斗争，后果难测，仍然不怕牺牲，坚持正义。幸好，这次范公的奏疏得到皇帝的嘉纳，为非作歹的内侍被罢黜了。
四、敢于惩贪倡廉：范公对吏治的整顿，一方面对重要岗位的官吏进行任职考核，对庸碌、无能、腐朽之辈依照条例严肃处理，主事刻薄、惯于搜刮民财的贪官污吏严惩不贷，虽属皇亲国戚，也是只看政绩不重关系，该撤的撤，该查的查，决不手软。史称范公“锐意天下之事，患诸路监司不才，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毎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谓公曰：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为罢”。⑾卷5另一方面又选贤任能，把那些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提拔到重要位置上来。他在西北边帅时，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中，一次就举保了狄青、王信等15人。任参知政事不久，又保举了杜杞、章岷等10人。⑵卷下范公推荐用人坚持标准，实事求是，不杂个人恩怨，不肯推荐石介作谏官，就是明显的例证。滕宗亮被人诬告贪污，他多次上书辩白，并以自己的官职力保其清白。为反腐倡廉作出了榜样。
五、敢于不谋私利：范公“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⑴卷8“有客淳且狂，少小爱功名，非谓钟鼎重，非谓箪瓢轻，素闻前哲道，欲向圣朝行。”⑴卷1“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⑴卷2他为官请正高洁，称赞“轻财尚施，不为私积”，⑴卷12从不受遗。在生活上，治家严谨，十分俭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荘里中，以赡宗属泛爱，乐善士人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莫不嗟惜！”⑶卷172他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只要温饱就行了。“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⒁他教育子孙保持节俭，不要贪图富贵。到了晚年，没有把他一生的积蓄留给子孙，而是广置义庄、义田和义宅，用来赈济穷苦群众。
范公反腐败的吏治整顿，虽然限于历史条件，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有此五敢精神，也是足堪后人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
⑴范仲淹，范文正集，四库全书本
⑵范仲淹，范文正奏议，四库全书本
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本
⑷欧阳修，文忠集，四库全书本
⑸杨国宜，包拯集校注，1999年，黄山书社本
⑹司马光，涑水记闻，四库全书本
⑺杨国宜，庆历新政和保州兵变，《天府新论》1993年第4期
⑻宋人，枫窗小牍，四库全书本
⑼释文莹，湘山野录，四库全书本
⑽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巻，四库全书本
⑾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四库全书本
⑿王得臣，麈史，四库全书本
⒀钱公辅，义田记，范文正公集，附录，四部丛刊本
⒁楼钥，重建文正范公祠記，范文正公集，附录，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