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经济区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其中一个定位是“华夏重要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的商丘，将“打造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先行区”列为战略目标之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气息迎面而来，文化底蕴深厚的商丘正焕发出日益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把深邃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脚下这块古老的土地，穿越时空隧道，从纷繁的典籍史料中探寻商丘历史文化的惊鸿一瞥，为致力文化名市建设的现代商丘带来发展的启迪。本报文化周刊特开辟《文化给力商丘纵横谈》专栏，以嘉宾访谈的形式，精心烹制本土特色的文化盛宴，为商丘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先行区鼓与呼，敬请关注。
记者：文化是软实力。近年来，我市深入挖掘“三商”文化底蕴，致力提高商文化、火文化、根文化、汉梁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我知道您这些年一直为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在奔走呼吁，为什么？
张修起：商丘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品牌众多。前几年，商丘为创建文化名市，在塑造文化品牌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已卓有成效。例如华商文化、火文化、汉梁文化等文化品牌已小有名气，成绩应当肯定。但是，商丘要建设文化名市，还有许多文化品牌应当挖掘和宣传，有了过硬的、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文化品牌，就会为建设文化名市增加更浓的色彩。按照多方面的条件衡量，我总以为，范仲淹文化品牌应当是我们商丘众多文化品牌中的一个重要品牌，主要理由有五：一是范仲淹与商丘的渊源深；二是范仲淹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巨大；三是商丘打范仲淹这个文化品牌，外地没有争议，大家服气，当之无愧，成效也一定很快；四是我们对范仲淹文化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为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打下很好的基础；五是领导很重视范仲淹文化品牌的宣传，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为正在筹备的《范仲淹在商丘文集》题写书名，市委书记陶明伦批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应大力支持。”
记者：有关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故事，商丘人耳熟能详。上升到一个文化品牌，商丘还欠缺什么？
张修起：一是商丘还没有十分重视范仲淹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或者说是我市文化研究的重点选择有遗憾，文化品牌的筛选方向有缺陷。二是不应该用应天书院的建设和研究，代替或妨碍范仲淹文化研究的深入。以我之见，应当以范仲淹文化研究带动应天书院的研究，带动虞城范公祠的开发利用，以范仲淹文化带动商丘的宋文化旅游。三是对范仲淹与商丘的关系、对范仲淹的家事研究不够，没有把范仲淹当作商丘文化名人对待。四是对范仲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把范仲淹这个真正的文化品牌竖起来。五是对范仲淹的研究还停留在民间研究层面。
记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您把范仲淹当作商丘文化名人，这个提法很新鲜，对商丘来说也很震撼。根据是什么？
张修起：我认为范仲淹是商丘文化名人，理由很充足。范仲淹（989年—1052年），苏州吴县人，幼年成长于山东邹平，但他自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到睢阳应天书院求学后，就一直结缘于商丘。范仲淹求学在商丘、学成致仕在商丘、结婚在商丘、生儿育女在商丘、奉养母亲在商丘、母亲去世在商丘、为母丁忧在商丘、教学在商丘、冒哀上书主张改革在商丘、职田在商丘、一生家计在商丘、后人至今在商丘、重要政治学术思想形成在商丘，范仲淹与商丘的关系极为深厚，商丘《归德府志》、《宁陵县志》、《虞城县志》都称范仲淹是“商丘乡贤”，所以他的“家”就是商丘。我们完全可以非常踏实地说，范仲淹是商丘的文化名人。
记者：也就是说，范仲淹的祖籍虽然不在商丘，但他一生与商丘结缘，应当让国人知道范仲淹是商丘文化名人。
张修起：先说他求学在商丘。北宋时期，宋真宗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于1006年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的商丘（时称宋州）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北宋应天府是当时经济、文化、交通之中心， “一方之都会”。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就设在这里，而且应天书院是四大书院中唯一被升为国子监的书院。应天书院的教学声誉很高，曾有“七榜五十六”之美称，是指书院学子平均每年有八名中进士，创教育成绩之辉煌。正因为当时应天书院影响很大，范仲淹在山东澧泉寺读书三年的最后日子里，由于继父朱文翰病逝，且又闻自己身世，所以才“感愤自立，决欲自立门户，佩剑经趋南都”，长途跋涉到应天书院求学。1011年，范仲淹离开了山东，开始了在应天书院五年的苦读岁月。关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苦读生涯，朱熹称范仲淹“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欧阳修所撰《范碑》中有概括之叙述：“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五年，终以进士及第。这就说明了范仲淹学成致仕于商丘，这也是范仲淹结缘于商丘的开始。
记者：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苦读五年进士及第后，离开商丘异地为官，但家留在商丘。后因母亲去世，范仲淹在商丘为母丁忧三年，又被当时的南京留守，也是著名文学家的晏殊聘请到应天书院执教，再续范仲淹的商丘情缘。
张修起：范仲淹的家其实就在商丘。范仲淹是在商丘成的婚，妻子李氏是应天府楚丘人，是宋太宗宰相李昌岭的侄女、太子中舍李昌言的女儿。说起范仲淹的岳父一家，可谓是名门望族。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昌岭、李昌图、李昌言三兄弟同榜进士及第，是睢阳学舍（应天书院前身）“七榜五十六”的其中三兄弟。三兄弟中的李昌岭任过宋太宗宰相，李昌图任过国子监博士，李昌言任过太子中舍。李昌图之子李纮与范仲淹是应天书院的同窗好友，后来，李纮牵线，介绍他的堂妹、太子中舍李昌言的长女李氏给范仲淹。当年范仲淹已三十二岁，李氏二十三四岁，二人情投意合。约在1024年，就在范仲淹被提升为“秘书省校书郎”前后，他与李氏结为伉俪。李氏出嫁时，陪送一套四合院，范仲淹把双目失明的母亲接到商丘家中奉养。从此，范仲淹安家于商丘，奉养母亲于商丘，生儿育女于商丘，终于实现了他“自立门户”之夙愿。而且直至母亲去世，范仲淹为母丁忧三年也在商丘家中。再后来，妻子李氏病逝，他在延安、庆州前线，只有十七岁的长子纯佑跟随打仗，其他四个孩子大不过十五岁，小不足七岁，也都是继续寄养在商丘的舅妈家里。甚至在范仲淹的晚年，他的弟子们知他已萌退志，曾劝他到洛阳建宅以备养老，这时他却说：“人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以为自己在商丘已有家，没必要再安家。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范仲淹一生除了在商丘的家以外，一生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安家。范仲淹在商丘的这个家，才是他一生唯一的家。
记者：梳理一下，能不能这样说，范仲淹两岁丧父，四岁随母亲改嫁到朱家，随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可以说童年、少年的范仲淹生活很苦。是商丘这块文化底蕴厚重的土地，成就了他求学成才、出仕为官、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报效国家的愿望。范仲淹是商丘的女婿，他的家其实一直在商丘。
张修起：不仅如此，范仲淹为官后的职田也在商丘，给他管理职田的也是他山东继父朱氏的族人和苏州生父范氏的族人。在宋代，官吏的俸禄是由钱、谷、杂用和职田组成。职田的多少依官吏级别而定，职田可以自由买卖，实际上就是成为了官吏的家产。范仲淹的职田就分布在宁陵、虞城和永城。据《范公虞邑族谱》载，其职田“食邑二千三百户，实封六百户”。食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职田。宋代的公、侯、伯、子、男或有功的大臣，可以赏赐食邑。范仲淹的职田二千三百户是虚封的，表示规格，六百户才是实封的，是实实在在的赏赐。北宋的县分为八等，六百户就是一个小县的规模了。范仲淹为何把职田选择在商丘，而且分布在宁陵、虞城和永城，除了这里接近京城外，也是别无选择，一是不能选择在苏州原籍，因为当时范仲淹到苏州认祖归宗还没被族人同意；二是按照习俗，他也不可能把职田放在生母改嫁之地——山东邹平。妻子是应天府人，范仲淹把家安在商丘，把职田选在商丘，应是最佳选择。
据《宁陵县志》记载，朱熹保存有范仲淹与同母异父的朱氏“三郎秀才”两封通信，信上有朱熹附言：“右范文正公与兄弟之书，其言近而易知，油然天伦至情。今之士者得其说而谨守之，亦足以检身而及物矣。”其中一封信是商议“永城庄田和宁陵家计”。信中涉及到“八叔”、“五哥”、“大郎”等七个人，还牵涉到“永城志文立碣”等要事。这两封信也是证明范仲淹的职田在宁陵和永城，且是由朱家兄弟照管。至今宁陵尚存当年职田的生活生产用井和朱氏族人的后裔。
虞城县利民镇有“范仲淹祠堂”和明代从苏州返迁来的范氏宗亲。范氏族人后裔至今分布在黄河故道南北数十里，并且现在还藏有明万历十三年（1586）增续的《虞城范氏族谱》。《族谱》记载：“宋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文正八世至士聪祖，率其次子文理祖迁居河南纶城，即吾迁虞始祖仲宣房，宋丞相纯仁祖之嫡脉也。”“士聪，苏州人，宋元之际，北迁虞，子孙因家焉。”这些也说明，范仲淹在虞城县的职田一直到明代还存在，而且是由从苏州迁来的范氏族人管理。到了明末，户部主事、山海监军兵备道范志完在虞城县利民镇中心建造“范文正公祠堂”，一直祭祀祖先至解放初期。至今《虞城范氏族谱》还存有当年祠堂的地图和祠堂的全部对联，从中可以看出对联的内容和祠堂建设的各殿规模、质量和正规程度等，可以说是江北最大的“范文正祠堂”。《族谱》中还有“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旨从祀、康熙六十一年奉旨从祀”之详文，也可以看出在虞城县利民镇的范公祠在当年的影响之大。
由范仲淹的职田在商丘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范仲淹的家产家计在商丘，宗亲在商丘，他已经在商丘长期安家落户。
记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这句名言，千古流传，妇孺皆知，也是他思想主张的经典表述。为什么说范仲淹的思想主张形成于商丘呢？
张修起：范仲淹的思想形成主要在来应天书院学习以后，这正如欧阳修所言：“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不要小看这个评价，这说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五年，为他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范仲淹求学时就“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范仲淹被后人誉为“学际天人，量扩宇宙，操坚金石者”，绝非偶然。我之所以说范仲淹的思想主要形成于商丘，主要是想从三个方面来佐证：
其一，他受北宋著名教育家戚同文影响很大，他虽然是戚同文去世三十多年后才到应天书院学习，但戚同文为应天书院倡导和树立的学风、师风、教学宗旨、内容、方法一直为范仲淹所受用。他在应天书院求学时就写有《睢阳学舍述怀》诗，诗中反映了他积极处事的思想。他还写有《诵诗五首》，从心底发出了强烈的感慨，主张君臣共治天下，君有过则臣谏之。
其二，商丘地处中原，是春秋“轴心时代”文化的集中发源地，南北不到百里之内，是孔子、老子、庄子和墨子的故乡，诸子圣贤的思想光辉在这里深入普照，其中就有儒、道、墨、法、兵家思想，范仲淹成长和成才于商丘这块丰厚的中华文化沃土之地，他如鱼得水，得到了充分的营养。
其三，范仲淹的思想形成在商丘，还可以从他的著述中得到佐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似乎范仲淹的这一思想是在写《岳阳楼记》时才体现的，其实不然。他在应天书院读书时受校训“与天下同文”的教导，已经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还可以将他在应天书院写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与《岳阳楼记》相比较，这二记是他一生“最早”和“最晚”的两篇记文体裁的名篇，其思想之高迈，意境之深远，语言之精炼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各有千秋。《题名记》中“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博涉百家、九流之说，有忧天下之心”等豪言壮语和锐气，都为后者所不及，同时也说明范仲淹忧天下之志早已树立。范仲淹在教学时，注重先作示范，他“每出题，必先自为之”。范仲淹留下的这类范文就很多，其中有《君以民为体赋》《用天下心为心赋》《政在顺民心赋》《尧舜率天下以仁赋》《老子犹龙赋》《铸剑戟为农器赋》《易义》《乾为金赋》等，这些范文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范仲淹的思想、政治、军事等观点。
总而言之，范仲淹这样一个伟人，其主要思想能在商丘先期形成，应是我们商丘人之荣，也说明商丘这块沃土的文化底蕴之宏大。
记者：在我们的交谈中，范仲淹似乎穿越千年的风雨正向我们走来。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形象代表之一，范仲淹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纵是千年，其形象和思想却历久弥新。
张修起：范仲淹为官三十七年，生于太宗，仕于真宗，展才于仁宗，曾在十多个州县担任知州知县，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有老百姓为他建祠纪念。这都是因为他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出将入相，护国安民；出任州县，排忧解难，造福于民；处世为事，济困助乏，兴建公益。他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代表，值得人们颂扬和尊敬。范仲淹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三七开、四六开等，就连孔子也如此。我国历史上唯独范仲淹不存在多少“开”，是一位被历史全面肯定的“完人”，无论官方民间和学术界一致公认范仲淹。范仲淹去世后，宋仁宗亲笔篆书“褒贤之碑”四个大字，并命欧阳修撰写碑文。同时代的名相韩琦盛赞范仲淹“高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王安石尊他为“一世之师”，黄庭坚赞誉他是“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称他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金大文学家元好问评曰：“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思，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忠臣而已。”明后期思想家李贽评论曰：“及真宗、仁宗间，设教崇学，儒学复兴，乃启宋明六百年儒学兴隆之运。范文正公于此有力焉。他是北宋前期收拾儒门，复兴儒学的第一人。”清大学士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范公：“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毛主席对范仲淹也推崇有加：“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之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两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
记者：范仲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谓光照日月，而他又与商丘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这在致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您有什么建议？
张修起：既然大家已经知道范仲淹与商丘密不可分的关系，知道范仲淹如此伟大和知名，就应当明白我所以呼吁在商丘要做好范仲淹文化品牌的道理所在。我们在研究和打响范仲淹文化品牌上应当首当其冲，如何打响这一文化品牌，我以为还需领导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我只能提一些个人的建议：一、要成立相应机构，专事此项工作。二、要用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统领睢阳区的应天书院、《睢阳五老图》、虞城利民镇范公祠和宁陵范氏用井的开发利用工作，把分散的文化景点变成一个文化系统整体。三、仿照外地经验，推动商丘师院与应天书院的联合。四、筹备召开范仲淹在商丘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论文集，派人参加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国际学术论坛。五、筹建范仲淹文化主题公园，主要通过宣传范仲淹，提高商丘的知名度，为文化名市增辉。
张修起：商丘市二届政协副主席、商丘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商丘市诗词学会会长、商丘市城镇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商丘市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长期以来，他致力探寻商丘优秀传统文化，并将视野洒向书法、绘画、陶瓷等多种艺术领域，为商丘文化传承与发展鼓与呼，著述颇丰，见解独到。他对商丘文化的研究既坚持周密的学术论证，又特别着重在开发利用上提出论证和建议，旨在促进文化向产业转移，增强商丘文化的软实力和提高商丘文化名市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