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历三年(1043)到熙宁二年(1069)，短短26年中，宋朝接连出现了两次变法，其领导人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989—1052)和王安石(1021-1086)，但前者只实行了一年，便告终结，后者则继续了几十年。然而千百年来，前者却备受赞扬，而后者则背着骂名，甚至在小说、话本中，一个是正面人物，一个成了嘲讽对象。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后人都看走眼了，还是他们本身的差异造成的? 这只有对两者作比较才能找到答案。
不少论著把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描绘成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四伏，几乎与康梁变法的背景类同，到了不变法，国家就要灭亡的地步。这样的估计是不准确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大体相同，亦略有不同处。他们离宋建国已八十多年或一百多年，正处在和平发展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进入高峰期，相比较而言，熙宁初则开始出现下滑现象。国家的财政收入当时分三大块：三司的国库、皇帝的内库、地方财政。熙宁之前的几年，国库这部分已出现赤字，需要内库支助。
从真宗开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已经确立，这是我国古代皇帝制度下最为民主的体制。士大夫的言论比较自由，他们多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成为进士之后，进入仕途。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实行法治，一切依法行事，皇帝也不能例外。监察制度比较完善，中央台谏官的权力相当大，可以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员，可以监督皇帝的违法行为。这一切，是宋代进入空前繁荣的政治保证。
与辽的关系，在真宗澶渊之盟后，双方都能遵守协议，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西北出现新的政权——西夏，并时时侵扰宋境，宋、夏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宋胜少、败多，但基本上还能守住疆土。
国内局势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农民起义，当然零星的小股起义仍时有发生，但不至于影响大局。所谓“一火强似一火”，乃是士大夫的夸张说法，目的是想引起皇帝的重视。
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增强国力，解决西夏的祸患。在守成局面下，官员养成因循守旧的观念，平庸的官员增多，优秀的官员在复杂的考核制度下很难冒尖。大量的农民生活还相当贫寒，一有天灾人祸，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在熙宁时，则有如何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至于收复幽云十六州之事，太宗在几次北伐失败后，就放弃了，只是在少数士大夫的心里仍有这样的念头。
在总体形势不错、问题尚不严重的情况下，范仲淹敏锐地觉察到，并且制订改革方案，预为防止，说明他有着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到神宗时，问题又有发展，特别是如何解决中央财政的赤字，成为急迫的问题，王安石顺势推行其改革主张。
两人都很清正廉洁，都有政治才干，在任地方官时就关心民瘼，做各种有益的事，政绩卓著。范仲淹又有相当高的军事才干，并有良好表现。王安石则未见。
两人都关心国家大事，都有自己的治国方略，在当地方官时，都曾上书朝廷，指斥时弊，
发表自己的政见。不怕贬官、丢官。都有文才，散文、诗、词均有成就，而王的文学成就比范更高。范仲淹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节，珍惜与朋友的关系。王安石批评他好名，然而好名并非坏事。王也好名，如辞官之举，扬名天下，但更看重功利，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计后果，可以与一批朋友断交，由友变敌，在所不惜。明知是小人，也要结盟变法。
范仲淹极富同情心、爱心，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万众仰慕的圣贤。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如有一次，在邠州，正登楼摆酒时，看到有一士人死了，缺钱下葬，范即停办宴席，主动掏钱，资助他家办完葬事。他能设身处地为人考虑，如王伦造反，攻破了若干州县城，县太爷没有死节，事后，有些领导主张处死这类官员，范仲淹则说：国家没有给他们配备武装，却要求他们抵御强敌，合理吗? 于是没有处死。
王安石个性很强，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东西，任何力量都休想搬动。他写过一首《商鞅》的诗，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实行变法的手段是，先说服君主重用他，再设法使民众相信他说话是算数的，然后以严刑对付最重要的反对派，以排除阻力。王也是这样，在实行变法时，只认政见，不认朋友，因而对以前的好友司马光、吕公著，也毫不留情地排挤、打击。但当他离开政治舞台后，仍然会以文会友，如变法时，曾多次在神宗跟前说苏轼坏话，下台后，两人还是友好来往，仍有诗歌赠答。
(一)两次改革的推行有相同之处
1．两次改革都是应皇帝要求而提出，改革方案都得到皇帝的支持。“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又是得到皇帝信任而实行的。“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
2．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即领导核心讨论、皇帝首肯，下达诏书，由政府执行。
3．范仲淹和王安石改革时，其官衔都是参知政事，都不是一把手。都是富有从政经验的中年人。范55岁，在中央和地方从政29年；王49岁，在中央和地方从政23年。
4．改革之初，他们的名望都很高，都得到大多数官员的支持。
5．改革一经推行，便遇到阻力，而且越来越大。
(二)两次改革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范仲淹改革的特点：
1．仁宗皇帝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太平盛世的社会。
2．改革的内容一次性推出，共十条，即：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府兵法)，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其中第七条“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3．改革的重点在于整顿吏治(前五条均属此类)。
4．依靠清官、君子改革。富弼(1004—1083)、欧阳修(1007 1072)、王素(1007-1073)、蔡襄(1012—1067)、杨绒、王鼎、王绰等。
王安石的改革的特点：
1．神宗皇帝的目标比仁宗更高，是要富国强兵，将来收复幽云。
2．王安石吸取范仲淹变法失败的教训，考虑如何越过领导核心，将变法的指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再依靠原有国家机构和渠道进行，终于想出一招，那就是另设一个自己能掌控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在群臣反对下，取消条例司，又将权力转到司农寺。
3．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是全面的，大幅度的，但它深藏在自己心里，不是一次性亮出来，而是看情况，逐步推出。
4．王安石改革的重点在于理财，要把天下的钱收到中央来，实际上是把个人的钱和地方财政，尽可能收到中央。
5．王安石起初也想依靠清官、君子改革。以后发现他们大多有异议，便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谁拥护改革就重用谁，谁反对改革就排挤谁。
范仲淹变法，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力度极大，他派出的几名清官，在实践中对不称职的官员下手很猛，打击面比较宽，阻力就很大，以致杨绒、王鼎、王绰被称为“三虎”，而另四人被称为“四瞠”，如果各路都这样推行，许多官员都有可能处于被淘汰之列，于是他们群起而攻之。仁宗皇帝在反对声音越来越强之时，他权衡利弊，坚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尊重大多数官员的意见，中止了变法。但他仍然信任范仲淹，把他放到陕西去，解决最难对付的西夏问题。范仲淹看到条件不成熟，既不想勉强在朝坚持变法，也不想改变这一体制，毅然到前线解决国难。
王安石则要坚持改革，实现他的理想蓝图。为此，极力主张神宗要加强独断，利用最高的皇权和皇帝对他的高度信任，去推行新法。神宗则接受他的建议，不顾反对声浪如何高涨，强制推行所有新法。一切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有不同意见者，即使是多年老友宁愿断交，支持新法者，虽小人也予重用，把台谏官统统换成新法派，不许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使他们变成排挤打击不同政见者的工具。
王安石搞思想的一元化，用《三经新义》统一全国的思想。
范仲淹变法只进行一年，便告结束，又过了一年，一切照常，回到起点。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试验。范仲淹目光远大，在吏治问题还不太严重时，就抓吏治，无疑是正确的，但过于理想化，具体措施考虑得不够精细，打击面太大、太急，阻力就大，以致领导圈中无法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而遭否决。而范仲淹则能以大局为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没有强力推行，因此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整个政治体制没有变动，更没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样，一方面，国家政局保持稳定，经济、文化、科技还在继续前进，出现了庆历之治和嘉祐之治。另一方面，问题也在逐步恶化，吏治没有改善，财政逐步出现赤字。历史的发展证明范仲淹是有战略眼光的，如果此后的领导者能采取范仲淹的基本思想，在实施的方法上适当作一些调整，变法就可能获得成功。
范仲淹变法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大力提倡重视名节，在改变士大夫风气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变法得到了贯彻，王下台以后，神宗继续维护变法，以后直到北宋灭亡，除了元；占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权，都继续走变法之路。理财的效果很明显，中央财政赤字得到解决，府库非常充裕。但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是：
使原来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遭到严重的破坏，实际上变为皇帝与王安石治天下的新体制，最终强化了皇帝个人专制独裁之权，这一发展趋势延续几百年后达到顶点，形成了明、清时期最高度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
台谏官由制约皇帝或大臣违法的机构，蜕化为大臣打击异己的工具，这就为权臣的出现敞开了大门。而失去监督的政权，必然迅速腐败。
王安石提倡“一道德”、无异论，实际上是以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取代百家争鸣。
王安石在思想上重视君子，鄙视小人，但在变法中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实用主义的用人之道，使得君子离开，小人蜂拥而至，以致后来蔡京、王黼之流纷纷掌权，官场风气空前恶化，贪污腐败日益严重。
军事改革很不成功，军队战斗力没有得到加强，神宗时期，对西夏的战争屡屡失败。
这一切，与王安石所期望的致君尧舜的崇高理想，完全背道而驰。吏治加速腐败，国库财富被统治者随意挥霍，国力衰弱。这一切使得北宋在遇到强敌金兵南侵之时，变得十分脆弱，不堪一击。北宋的迅速灭亡，推其根源，与王安石的种种措施有密切关系。
我们不能以变法时间的长短和规模的大小论英雄，而应该以变法的后果、影响去评价。从变法实行的时间看，王安石变法远比范仲淹变法长，规模也远比范仲淹变法大，以往人们对王的评价也分外的高。但从变法的后果、影响去评价，则完全相反，范仲淹应该得到正面的评价，而王安石变法则应该予以否定。
（作者：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